要尽快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去“标签化”

按照国家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首先是大学教师，是与从事其他任何学科教学研究一样的高校教师（待遇、地位），承担着知识传授的功能；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也就是我们统称的“三观教育”，在人才成长与人才培养中更多滴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任。我有时在想：为什么要赋予思政课教师如此重要却又很难完成的工作：比如要求在教育教学中，要把思政课应当讲的内容实现“三进”、实现“知识体系转化为信仰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入脑入心”。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教学改革、我们绞尽脑汁的进行课程设计、教学手段的改革，但头顶上始终顶着的压力就是“思政课实效性差”，是这支队伍不敬业不努力还是本身就比其他性质的教师差？都不是，我们这支队伍除了少数教师存在一些问题外，绝大多数教师是一支敬业的队伍，我从连续的十余年学生评教结果来看，思政课教师学生的总体评教结果不比其他教师差。思政课教师顶着巨大的压力和承载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按目前教育部要求的专任教师的生师比，各个高校其实都做不到），同时又要求我们去实现“教化人”的重任（当然，其他教师也必须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但是，现在发现许多专业课教师对学生思想的影响甚至比我们要大得多——主要是负面影响不少）思政课教师比一般高校教师多了什么呢？重视？地位?待遇？都没有，多的是责任、多的是压力、多的是一份另类的感受——你懂的！！！

这种标签化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得到的是：异样的眼光、阴阳怪气的声音、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的自卑！

有谁听过大学教师名号前要加“修饰词”：我就是大学教师，很少突出以什么课来界定教师的，只有对思政课教师！

在社会上和高校里，也没怎么听说要提高别的什么课的实效性问题，而只有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学习英语，可以说一个大学生读大学，有一般多是在多英语。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实效性高吗？高的不多！哑巴英语的现象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课时学习数学（就这包括我们学校还在大力强调增强学生的数理基础，这个也没有问题，关键他们认为只要增加数学的课时，学生的数理基础自然就增加了。增加课时靠什么？——消减其他课时）、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运用数学工具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实效性高吗？我们的很多精力放在数模竞赛，我们学校的成绩相当的不错，但不代表数学课教学的实效性就强。在工程认证的过程中，专家做不认可的就是有多少学生获奖、有多少亮点，而是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支撑在哪里？（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支撑——立德树人、爱国诚信、阳光进取等品质及认识思维方法）

我们花时间学习专业课：我们学生的实践能力、理论水平提高了吗？工科学生普遍的工程实践能力较弱，这种问题喊了不止一年了，国家搞质量提升工程、搞几个一流建设也好，人才培养的基本问题依然是没有得到解决？学生学完会计课程连基本的做账都不会？学生学完这个语言那个程序，始终也没有搞清楚学这门么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我主管教学工作已经20年了，这期间什么样的老师没见过、什么样的课没听过。讲课讲得好的并非都是专业课教师而与思政课无关，听吉大的孙正聿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上交大李梁老师拥有无法计量的学生粉丝，其实我们身边讲的好的思政课教师也非常大。讲的不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并非都是思政课。而且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所问到的学校在学生评教中。思政课教师的优秀率（85分以上或90分以上）的不在少数。

为什么大家对思政课不重视（其实我们的思政课教师在学生群体中的口碑也还是不错的）？

第一，大家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算不上什么学科（整个社会包括大学中的许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也包括一部分本身从事思政课教师的人，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搞专业的料，搞思政课没有前途）。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在自娱自乐、自说自话，很孤立。

第二，大家普遍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搞政治、就是单纯的说教。主要责任也在我们自己。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需要有一个好的教育教学环境，环境有问题，仅仅靠教师几十分钟的课堂要解决认为认识的困惑和消解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是根本做不到的。过去的思政课在讲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往往把革命性、阶级性置于首位，而对其科学性挖掘不够，造成别人对我们这个学科、这些课程的误解

第三，在高校中，很多人根本就没弄清我们思政课是干什么的、甚至连我们课程的名称都叫不对（我在学校多个场合都发现，除了思政课教师，几乎没有人能够把我们的几门课程的名称叫对、叫全，很多人还停留在一二十年前的认识水平，将我们统称为搞马列的），绝大部分学生是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被动的上课和学习的，至少有70%的学生是被动学习的。

我将以上问题：当前提高教学实效性是高等教育提高质量目标的普遍问题，而不单单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问题。当然，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突出来讲也是对的：如何做人的问题甚于如何成才的问题?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认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既然已经标签化，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除标签化的负面作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及思想政治理论的不重视或者就是歧视（我们的二级学院院长在培养方案修订时，甚至提出将思政课放在第六、第七学期，现在明的不重视都不敢了，但事实上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发挥标签化的正向作用——突出反映党和国家对这一支队伍和对思政课的高度重视（几个文件、创新计划等都讲得很清楚）。我个人理解不仅仅只是抓少数人、少数学校受益的事情，关键是要如何拉动这支队伍的整体建设、切实提高这一群体的地位（北京市高校思政课教师月增加收入2000元，这就是一个做法！不能够让思政课教师理直气壮的讲、解决不了这支队伍整体问题，那么要求与现状的是难以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