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发展新模式---CSA社区支持农业

“社区支持农业”指社区的每个人对农场运作作出承诺，让农场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为该社区的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是由一群消费者发起的，这些消费者一般都关心自己的食品、健康和环境。他们与农民形成一种合作机制，农民提供生态农业系统中的健康食物，消费者作为“股东”参与有机食品的生产与收获当中。

一、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Support Agriculture）简称CSA “社区支持农业”(以下简称CSA)的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现在，CSA的理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它也从最初的共同购买、合作经济延伸出更多的内涵。从字义上看，“社区支持农业”指社区的每个人对农场运作作出承诺，让农场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为该社区的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

CSA的概念是不要中间商来操纵当地的食品经济。它可以恢复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CSA的重要原则是农民在具有生态安全的农业系统中生产能带来健康的食物，消费者也是“股东”，也要承担生产耕作的风险，比如可能遇到自然灾害等等。

二、CSA的初步发展

1965年在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相应地，本地农产品越来越少。于是，她们就与有机食品的生产者达成了一个供需协议。这就是被叫做Teikei的制度，Teikei是有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这一理念后来传播到北美和欧洲，并逐渐发展成为CSA。

CSA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的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农民和消费者一起工作来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CSA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因素和条件，因此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模式。通常，CSA是由一群消费者发起的，这些消费者一般都关心自己的食品、健康和环境。他们承诺支持一个或一群农民生产有益健康的食品，食品的价格应该使农民能够持续地经营自己的农场。

农民对于生产会做一个计划和预算。所有的成本会分摊到每一个“股东”（消费者）身上。每个股东可以投入现金，也可以投入劳力——参与农场的劳动。而产品，不管有多少，都会分给每一个股东。

三、CSA发展的成因

消费者中对于健康和环境越来越多的关注是CSA的一个支持因素。CSA能够运作起来的一些其它条件还包括：

a) 在同一个社区的消费者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他们必然会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消费者的社区。

b) 消费者需要了解由市场机制引起的农民的问题和社会问题。消费者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在一起彼此分享，很好的理解可持续农业或有机农业。

CSA使农民和消费者走到一起，他们相互之间可以交换意见并在一起构想不同于以往的解决之道，使环境、本地的食品经济和社区具有可持续性。当然，消费者同时也会得到健康干净的食物，它们让周遭的一切也都拥有了健康

四、社区支持农业CSA的特点

1、CSA绝对不只是一种买卖关系

CSA表面上只是把一些消费品卖给消费者，但其实它有很丰富的内涵。它的文化是什么? 比如说环境的保护，比如说本土的贸易，比如说构建城乡的关系，比如说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认同，一种对于农民生产或者生活方式的认同。

还有包括对于粮食安全、生产消费，要减少农业对环境的污染，也同时是CSA所强调的文化。所以CSA绝对不只是一种买卖关系，不只是从我们田间地头把农产品销售给一些消费者，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现在不光是最早出现的发达国家有，甚至在一些非洲国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产销之间的模式，在英文的词汇中它叫CSA，但其实不同的国家也有很多不同的名称。

2、CSA没有全球固定模式

CSA的小组，比如说在法国大概有两千多家，不过这个已经是一年前的数据，法国现在已经有五千家CSA的农场。各个国家的农场因它的组织模式不同，它也有很多不同的组织形态。CSA一直说它没有全球固定的模式，不是说哪一个模式就是CSA，或者哪一个模式就不是CSA。CSA在每个国家的名称都不一样。在法国叫AMAP，意思是“保护小农生产者联盟”。

在欧洲，意大利的CSA是1994年开始，而且它和欧洲文化的起源息息相关。在意大利， CSA的简称叫GAS，意思是“以团结为基础的购买小组”，即是消费者的共同购买群体。法国CSA的组织形态也很有意思，其实是由消费者来进行CSA的运营，也就是所有的会员的招募，包括会员的收费，会员活动的组织，所有的这些都由消费者的群体自己来完成。由消费者来找到一些不同的配菜点，每个农场都把自己的产品送到配菜点上，由配菜点统一来安排消费者的配送工作。它的组织形态和中国的CSA模式也有很大的差异性。

3、CSA有很强的扩展性

从全球来看CSA的模式，我们所说的生态农业绝对不只是生态模式，人与人的关系也是生态化的，我们和消费者的关系是生态化的，我们和生产者的关系是生态化的，我们和环境的关系是生态化的。所以它形成了这样一个理念，包括生产者的福利，例如社区的金融，包括能源、社区的资金，可能都在CSA外延之中会有很强的扩展性。在去年世界食品与营养的论坛上，论坛的主席说过一句话，我们都知道问题是全球化的，但是解决方案一定是本土化的。

4、满足中产阶级群体，对于绿色和环保的需求

现在全球粮食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需求的，也就是30%食物还没有到餐桌之前就被浪费了。但现在仍然有8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4—5亿人口有肥胖病以及营养过剩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不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吃的安全的挑战，甚至是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另外，中国的农业源污染已经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在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群体，对于绿色和环保的需求，也是CSA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CSA不只是一个农业、生产，或者不只是城乡之间农产品的贸易，它更多涉及到的是食物体系如何规划。我们的食物体系需要设计，才能让我们的食物更加安全、更加健康，更加容易获取。

在上届的CSA大会上，有一位台湾朋友说，他说CSA就像点缀在城市周边的珍珠，那么漂亮那么迷人，但它的作用不能辐射到所有的人。可是当你把这些珍珠穿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城市周边最漂亮的风景线。如何把食物配送到本地社区，如何在城市周边与郊区结合部形成城市中心、物流中心，这些CSA的农场是从城市的周边地区运输到城市里来。我们可以建立起这样一套的循环模式。

5、现状艰难：资源少，任务重

从全球范围看，虽然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目前全国大概有500多家对接的农场或者小组，这些农场不光是在一线城市，在二三线城市也有。比如说像农场形式的，小毛驴、分享收获等等，还有NGO组织发起的CSA项目，还有大量的中产阶级，返乡青年从事的CSA，包括NGO和消费者群体发起的，这也是最近这两年很多地方构建的，基于本地市集的平台或者消费者的平台。

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结构是非常分散的，城市的政策是有利于还是可能阻碍我们更多本地化的农产品进城?是不是有可能通过更多政策的改变，能够使得这些小型生产者找到市场，并且能够降低他找到市场的中间环节?还有我们说的参与是保障体系，对于生产者来说他的意义和价值，是否应该基于生产者自身的组织和需求?还是说参与是保障体系并独立于第三方之外的对于生产者的需求?

我看到了美国的一个数据，美国全国一年对于公共营养教育支出的投入，只相当于可口可乐公司一年广告投入的1%。换句话说，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力量，相对于这些利益集团，让我们吃得更健康?99%的钱更多是用在的广告和媒体的教育上。

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如此之难，是我们用了这么少的资源，但是我们想做更大的事。我们也希望通过政策层面的改变，譬如说增加公共营养，增加公共教育。譬如说学校多少范围之内是不能有快餐店之类等，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事情，进一步促进我们的健康体系。

6、两个关键问题：市场+信任

对于CSA来说，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就是市场，这些小农户如何找到市场，这是我们未来需要构建的CSA+公平贸易，这个市场是我们这个环节的重要一部分，但是另外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信任。

像日本的消费者说我们不需要任何认证，我不需要PGS，那是基于这个组织建立得足够大，建立的时间足够大。譬如说在顺义区能够把农场农资投入的产品进行购买，这些农场可以先不进行产品上的合作;当农场及大家在说消费者应该组织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现场的生产者应该重新组织起来。

但我们面对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投入品的问题，你为什么用鸡粪，为什么不用农场的粪?任何一个农场单家独户是干不来这个事业的，对于一个单体农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所以我们要考虑地区化的组织。未来的PGS一定是基于本地化形成区域化的网络，才有可能破解现在现在市场信任的两大难题。

400年前美国的土壤局局长开始反思，为什么东亚的土地能够养活那么多人，还是可以保持地利不变。我想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要回家，我们的生态农业也要回家，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让更多世界上的人都能够看到我们生态农业重新的崛起!

五、如何突破CSA发展的瓶颈

一头是消费者的犹疑，动辄几十块一斤的菜价到底值不值，先付费再消费的方式可靠吗;一头是农场巨大的前期投资压力和市场推广阻碍。这几年，国内已有500多家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场，然而多数仍处于亏本或平衡运营状态。社区支持农业如何能够走出“水土不服”的困境，持续发展下去。

突破生产环节瓶颈—— “有机种植并不意味着低产量”

农家出身的郑春来农校毕业后，一直没离开过种菜这行，2012年，他应聘到原态绿农场，不同的是，这是一家有机农场。

郑春来说，肥是从村民家拉来的猪牛鸡粪发酵成的有机肥，虫子靠粘虫板、防虫网、防虫灯等物理方法驱除，病害靠调节大棚温湿度来控制。每天，郑春来和农场工人们按照会员的订购量采摘蔬菜，24小时内直接送到家，无需保鲜剂。

然而，让他忧心的是：这样种出来的菜产量要低50%以上，“我们的番茄一亩只有不到5000斤的产量，产量低，平均成本就上去了。土地是按每亩1100块钱从农民手里流转过来的，每个大棚修建维护都要十几万元，再加上高额的人工费用等，成本很高，可菜价却不能过高，否则消费人群更少了。我来的这三年，农场一直在亏本运营。”

高投入、高种植成本是导致很多农场倒闭的重要原因。然而，在程存旺看来，这并非不可破解。程存旺是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边搞研究边开起了有机农场，经过七八年的摸索，他的分享收获有机农场从2014年起，已经实现了10%的盈利，对于生产环节的成本控制，程存旺告诉记者：“有机种植并不意味着低产量。”

“按照科学的生产技术，获得稳定的有机肥供应，土壤有机质含量足够，有机蔬菜生产完全可以实现高产，实现成本控制。”程存旺很自信地说，“经过几年的探索，分享收获农场已经可以把种植成本控制在4块钱。”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农场有机蔬菜卖价平均15元一斤，其中种植成本4元、物流成本2.5元，再刨去蔬菜采摘、分拣、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以及运营、销售成本，剩下还有10%的净利润。2013年，农场实现了盈亏平衡，这两年一直盈利。

突破运营模式瓶颈——借力“互联网+”，销售推广交给APP

原态绿农场负责销售的牛贺杰说：“像这样的社区落地推广每月都要做几次，成本很高。”几年下来，农场会员企业加个人总共也才1000多家。

牛贺杰说，后期服务也是个难题，会员交费入会后，农场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季度、或半年到一年的送菜服务，这个过程中，稍有服务不到位的地方，会员就可能流失。

“我太了解其中的艰辛了。”程存旺坦言，在农场发展初期，往往顾得上头、顾不上尾，会员渐渐多起来以后，这些会员的需求、数据处理非常复杂，如果生产、销售、运营、服务等各个环节都由农场自己来做，成本高，而且容易出错。“可以实现成本控制的方式是，专业的环节交给专业团队来做，比如销售推广借助APP，物流交给第三方，农场只负责好生产和服务环节，这样才可能长期运营下去。”

为了解决有机农场的销售难题，这两年程存旺专注有机农场农产品销售的APP开发，2015年下半年，“好农场”APP正式上线运营，目前已经有十几家有机农场在平台上销售农产品。

类似模式农场探讨——能否坚守住“安全”，决定可以走多远

从农场直接到餐桌，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还能做到按需生产，减少生鲜蔬菜的损耗，社区支持农业的这种点对点“直供”模式受到了很多商家的青睐。第零农场便采用这一模式，其蔬菜质量达不到有机标准，也没有官方承认的权威认证，但靠着“安全”的标签和较亲民的价格，已迅速发展到上万户会员。

在西五环外的农场仓库可以看到，工人们在这里分拣当天摘下来的蔬菜，为减少物流成本，像这样的仓库市里东西各一个，分别供应东西两个区域。记者注意到，菜单上报出的菜价大都在10块钱以内，平均高出市场价1.5-1.9倍，比有机蔬菜价格低不少。

目前，在张家口、徐州、枣庄等地农村，有300多户种菜农民成为企业稳定的蔬菜供应者。然而，不参与监督生产，企业打出的这张“安全牌”该如何保障也成为隐患。对此，负责人高军给出的回答是：“消费者的口碑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今，类似模式的蔬菜企业越来越多，而能否走得长远，还要看它是否能够在逐利的同时，坚守住“安全”这张王牌。

六、小结

社区支持型农业(CSA)是可持续农业的重要形式之一，近几年在国内逐渐受到人们关注，为借鉴日本和美国CSA发展的经验教训，促进中国CSA健康发展和城乡互补。CSA最早产生的日本，随着有机农场的减少，以及社会经济变化等原因，CSA已经变得日益衰落；而在其后CSA兴起的美国却迎合了广大民众的需求得以蓬勃发展，并且功能形式日趋灵活多样，农场平均规模趋于减小；CSA的兴起和发展与其社会背景紧密相关，CSA多数提倡采用机生产方式同时兼备多种功能，其发展遵循平等互利、规模适度等原则，外部支援和参与有助于增强其发展活力。这对中国CSA和持续农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从维护农民利益、保障市民需求及城乡一体化等角度，CSA是中国发展可持续农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一条“绿色通道”。